我的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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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完工了，学生喝水的问题还没解决，这时候正有国家特别照顾贫困山区的人饮工程队到敖里村修建自来水。在工程队的支持下，她组织村里的妇女们挑沙子，又在学校旁建一个自来水井。这时下敖教学点才真正完工。她和群众开了一个简单的竣工典礼，组里出一部分钱，学校也出一部分钱，买一头小牛来杀，和群众搞一次会餐。那天晚上，她太高兴了，喝得烂醉如泥。 下敖小学点的建成，她得到了乡政府、乡教站的鼓励，一个更大的愿望从心底冒出来——去看看有没有更需要自己的地方。 她走遍敖里村，发现上敖里教学点也是一个小如烟盒，乱七八糟的教学点——一年级还住在农户的楼脚下面，和牛圈并排；教学楼只能装70个人，老师没有宿舍，有一个简陋的办公室；这个学校虽然有老师六七个人，但多数还属于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对养家糊口的期盼远远大于对改变现状的期盼。 朱维娇的父亲20多年前曾经在上敖里当了13年民办教师，后来被转成代课教师以后他放弃了教师这份职业，回家做了农民。他在上敖里的时候，发动当地群众将原来在村边的小学移到了目前的村子中央。 朱维娇一眼就看中了父亲曾经奋斗过的这个地方，他觉得上敖教学点位置好，人口集中，环境优美，学校的前面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溪上有一座像模不像样的风雨桥，左边有一课参天大树，周围住着人家。 朱老师盘算着：“我在上敖建一个大教学点行不行呢？”她和该村支书、村长商量，询问他们村里还有没有杉树，有多少，还够不够一栋学校的树。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村的树多得很，我们村的树多得很，就是没有谁带头，一旦开工了，都是资金的问题。” 她说：“这很好，如果我要来上敖建校，你们同意吗，你们支持我吗？”村干们说：“那肯定支持。”她得到村干同意，对建校就有一个底，这个学校只要组织好群众投工投劳，学校就能建成。然后亲自打电话给乡党委书记罗朝明说：“我要到上敖建一座大的教学楼，我想从下敖调到上敖，这样有利于我和村干们商量。”罗同意她的做法。 2004年的2月，朱维娇调到上敖学校。她一到校就召集村干、各组组长、部分乡干部、教站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公布将在上敖建校的事。 为了和群众搞好关系，她想尽一切办法，比如村里的妇女没有文化，她为了和村里的妇女接近，请她们来学校吃饭喝酒，或到她们家，在平时和她们喝油茶、谈话互相交流中，你来我往，大家有说有笑。和群众关系搞好后，教学、生活方面都很轻松，她根本没有菜园，群众就打开菜园门让她去任意摘。 确定了建学校的方案后，就是钱的问题——立房架需要钱，但装房子要钱，盖房子买瓦也要钱。特别是盖房子的瓦要从100多公里外的榕江县买过来，运到一个叫另里的小寨，再花费100斤12元的价钱请人挑到敖里，成本增加了近两倍。一斤重的小小一块瓦需要近3角钱才能送到敖里。上敖里学校的建校花费，除了柱子和木板的花费外，木工、瓦等花费还要一万多元。 当地群众没有钱。因为上敖里特别偏僻，村民的经济收入就只有靠卖粮食和麦吉亚获得一些非常微小的收入，而这些收入又主要用来购买油盐。“村里的老百姓宁愿给你出几天的义务工，也没有谁能够为你出钱。”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说。 乡政府也没有钱，罗朝明书记介绍，自从农业税取消以后，乡里财政每年只有上级返还下来的18.3万元的税收，离乡里正常支出所需要的83万元尚有很大差距，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共同能够支配的招待费、汽车油费等等很多办公支出只有7.07万元，乡财政实在拿不出什么资金来帮助朱老师。 朱老师只是一个代课教师，每月工资只有180元，又要生活，怎么装房子？怎么盖房子？资金从哪来？她想到了小额贷款。她写了一份要贷2000元养猪的申请，还请乡教站的梁站长一起去信用社贷款。信用社工作人员看她是一个代课老师，工资太低，担心收不回帐，不愿贷款给她。她闷闷不乐回到学校，非常苦恼，吃不香，睡不着。 “我到哪里找钱呢？有谁能帮助我呢？我是不可能回家要钱的，我的父母是那样的对我，而我又从来没给家里一分钱。我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钱，我走投无路。” 最后，她还是硬着头皮回家。一进门，父亲就招呼她：“大姐，回来了。”她知道父亲不反对自己了。她第一个星期回家，什么都不说，更不敢说建校的事，每个星期接二连三地回家，星期天帮家里做农活，和父母拉家常，累得半死以后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敖里学校。 立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最后她还是把建校的事说父母听，还特别提到“建校对我转正有很大的帮助。”一说到转正，父亲就毫不犹豫答应帮助她建校的资金，她高兴极了，心上吊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原来我父亲是那么的好”。这样她得了1500元做立房架的钱。 |
一位乡村女教师的故事----雍里乡代课教师朱维娇3 返回个人专辑